一刀切式的禁止废除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而且有悖于个案正义。

如果一位女性在婚嫁并迁出户口时，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革，或者因性别歧视未给其分配股份，而其户口迁入夫家时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完成了土地承包和股份制改革并且对承包地和股份实行静态管理，即生不增、死不减，则该女性在土地承包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个人利益就会两头落空。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如果不考虑农村女性长期以来在居住地改变、户口迁移、承包土地丧失等等方面所受到的区别对待，则无异于对女性二次加重伤害。

应当规定没有成年家庭成员的明确同意不得变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也不得单独处分未成年女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试点地区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采用户籍+综合认定标准，综合考虑当事人是否依靠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生活保障，是否在本村长期生产生活，是否履行村民义务等因素。与农村男性相比，女性的地权更不安全，不仅在农村集体土地分配过程中女性的权利易于流失，而且在家庭内部妇女主张个人土地权利比较困难，其土地产权在持有时间内的确定性也取决于其结婚的预期及婚姻稳定性。绝大多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都是基于出生的原始取得，嗣后取得则是指因婚姻关系、合法收养关系、国防建设或其他政策性移民导致的政府安置等等非出生原因而取得。考虑到中国传统习俗和家庭亲情关系，最后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可能只占家庭内部纠纷的极小比例，由此可以推断出农村女性受到来自承包家庭户内部侵害的现象实际上可能具有相当普遍性。

关于丧失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则一般规定取得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及城镇企业职工和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土地承包仍然以户为承包方，但户的面纱已然揭开，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家庭成员的面目在法律上得以呈现，家庭成员个人作为权益主体的身份地位得到确认，权益的份额也得到了界定。另外，笔者也仅仅是从宪法原理与规范出发对未来我国科研经费制度改革与构建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与愿景，并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行科研经费法律与政策(规范性文件)一一指出当前制度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换言之，科研经费支出并非科研自身活动的一部分，因而国家对其调整并不涉及科研人员自身消极权利(防御权)的侵害。一方面，前一种观点将受教育权、教育权与教育自由三个概念进行人为割裂，既不符合各国宪法学的通行做法，也没有清楚意识到受教育权的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两面性质。一方面，由于公立高校与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员是国家公办教育与公共机构的一部分，产业型科研经费的获得可能有损公办机构的公益性，使其沦为为特定企业服务的私人组织，因而国家对公办机构中的产业型科研经费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立法规范是必要的。[4]除此之外，科学研究主要是大学的传统活动内容，换言之，大学或高等学校中的人员才是科研的一般主体。

第二，公立高校应当在最基本的科研经费保障基础之上鼓励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计划型科研与政策智库型科研。这种自由研究在现代社会下是高度学科分化的，即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为基础自由地进行个别或组合式的研究。

[19]参见佐藤幸治『日本国憲法論』(成文堂、2011年)，第364页。[9]参见山本隆司「学問と法システム」城山英明、西川洋一編『科学技術の発展と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145页。抛开宪法中是否应当规定积极权利的立法论不说，既然宪法中已经规定了积极权利条款，如果说这种国家积极义务仅仅是政治道德义务，岂不是认为宪法中存在没有法律效力的条款？宪法既然是法的一种，且被评价为拥有最高效力，那么就必须要认真对待其中的每一条规定、每一处文字，解释学上忽视任何条款的法律意义都是对宪法效力的漠视。然而，政策智库型科研并不是如此，国家推进这种研究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对自身政策制定、立法、行政提供意见与建议，换言之，这往往是一种涉及价值选择的科研活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的公共政策学研究那样，这种类型的科研活动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往往验证其正确、成功与否并没有客观标准，唯一目的是为国家政治献言献策。

[8]其中，研究自由自然可以解释为主要保障高等学校中教师的科研活动，然而，许多并不属于大学的科研院所当然也在从事大量的科研活动，理所当然是学术自由的享有主体。其一，国家虽然是公立大学与科研院所的举办者和产权所有者，但不意味着国家是科研活动的行为主体，因而将这些公立机构中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当作国家任务的行使(职务履行行为说)是不恰当的。刘新波、李晨光、于洋：《财政科研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4期从实定法文本上说，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12]参见前注[10]，湛中乐、黄宇骁文。[13]例如，近代出现美国式的自由权与社会权性质区分和德国式的防御权与受益权性质区分等。

不应当实行这种混同和挂钩，既指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不能因为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而减少，也不能反过来将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作为学校院所科研绩效的依据。2.科研活动类型之间资源分配的平衡 国家应当保证各类型科研活动之间的资源(经费)分配与结构设计的平衡。

既然如此，很显然，这与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有关，该权利在一些论著中也被直接称为科研自由。在此，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有怎样的规范效力。因此，虽然科研是学术自由的保护对象，并不涉及教育自由，但是学术自由与教育自由的保护对象的范围的确有重合的部分(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问题的关键在于科研经费是否包含对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支持。因此笔者将严格以宪法学中的释义学(教义学)方法为基础，对下列三个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国家科研经费制度的重要性、国家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涉及哪些宪法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又对现实的立法政策与改革措施提出了哪些规范要求等展开探索，以期为国家顺利推进科研经费改革提供法学理论支撑。[14]关于学术自由的性质分类，参见前注[10]，湛中乐、黄宇骁文。一方面，政策智库型科研是单向型的，即纯粹满足国家政治的自身需要而委托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科研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政策智库型科研实际出成果更快、对国家(政府)的直接需求度更高，因而不难想象国家(政府)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天然地希望把更多的经费与资源投入政策智库型科研。

然而，出于尊重科研一般规律原理，国家在构建这种类型的科研经费制度并亲自执行这一制度时，应当明确意识到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也具有局限性，亟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后续深入推进。

第二，公立高校应当在最基本的科研经费保障基础之上鼓励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计划型科研与政策智库型科研。当然，该文应当是从宪法的立法论(即如何制定宪法)角度来论述积极权利的非必要性，与本文解释论的角度立场有所不同。

[24] 学科型自由科研顾名思义是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活动，即大学及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员不以任何国家任务、社会任务为前提，自由进行的真理探索活动。首先，国家计划型科研的执行过程并不适合采取定期审核制度。

第一，由于学科型自由科研是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是大学与科研院所最基本的活动形态，对这种科研活动的经费支持应尽量采用平等型态，不可推行差别性政策。2.科研外部资源获得与科研自由存在紧张关系 科研自身规律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科研活动的外部资源取得与科研自由之间具有紧张关系。这种自由研究在现代社会下是高度学科分化的，即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为基础自由地进行个别或组合式的研究。因此，当国家基于创新性不足、缺乏社会重大意义等理由对科研人员减少或不支付经费时，科研人员就可以依据该规定中的有益于人民和具有创造性两点来主张自己的积极权利，反过来说，就不应该依据我国《宪法》第47条第一句即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来对抗科研经费的不给付或少给付行为。

然而，笔者认为，应当对科研经费作狭义定义，排除教学的因素。进入 湛中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研经费 学术自由 科研自由 。

由于这种类型的科研是国家主导与国家介入，且直接来自财政(税收)给付，对其施行预算制度并且委托高校统一财务管理应当符合宪法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尽管国家计划型科研大部分是满足科研人员的自身需求，但从长远出发，基于真理探索的科学技术发展实际更多地服务了整体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摘要:在对科研经费作狭义定义的情形下，国家构建科研经费制度唯一的宪法依据是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而非教育自由。无论是大学及科研院所人员接受企业委托，为商品开发提供前提研究，还是企业自身的研发部门人员接受管理层的命令从事产品研发，它们都是产业型科研的组成部分。

笔者于本文完全是基于学术自由是一种主观权利性质的论断而分析科研经费制度的宪法解释，并不遵循上述德国法的宪法解释方法。与此相对，教育自由的保护范围很显然主要是教学活动，并不包括科研。如果国家科研经费制度(无论是立法、政策、行政行为)偏重对一种类型的科研活动支持而忽视另一种类型科研活动的支持，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因此，国家在针对科研经费制度立法时，应当对大学与科研院所内部学科间的工资平衡有所规范。

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解释应当对公立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产业型科研经费制度形成如下四点制约。也就是说，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费用比例与经费使用的调整与变更都应当被允许，且原则上告知登记即可，而不应当事先审批。

也就是说，科研人员对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与否不能与科研人员本身的工资、科研绩效奖挂钩，两者不能混同起来。第三，政策智库型科研是一种自由度最小的科研活动类型，由于涉及大量的价值判断，性质上类似国家政治活动，因而，德国的一些学者不认为政策智库型科研属于学术活动。

因此，笔者于本文中在讨论科研经费的重要性和规范要求时，并不涉及国家对高校教学活动的支持制度。当然，即便充足保障的具体数额是因社会、财政、经济发展水平而异的，但充足保障的最低标准却是宪法可以回答的。